学术活动

影视作品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但观众往往深受作品感染，却很难做出理性分析。为了更好地以个案解读艺术，以表层透视本质，本次年会专设影视艺术的个案解读论坛，通过对经典影视作品的赏析品读，学习其中所蕴含的影视艺术因素，以及创作者们对此的思考与探索。

本次分论坛由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理事、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院长张歌东教授主持，由学会理事、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刘永宁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张智华教授担任点评人。

首先作报告的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陈旭光教授，他从历史变革的角度，向在场学者介绍了中国电影观念经历的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阶段、文革阶段和改革开放新阶段，并分别介绍了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同时，他提出了“电影工业美学”的概念，并且认为电影工业美学是对电影工业观念的升级。

       其后，河南大学的李勇教授与学生姜鹏博士阐述了文本开放性的重要性。姜鹏博士认为，开放性是评价艺术作品价值的内在尺度，是艺术家获得深层认同的重要标准。李安的“父子三部曲”通过时空杂交、话语并置，形成了开放性的文本意义，从而拥有了引导读者参与文本阐释的能力。李勇教授通过对李安作品的剖析，讲述了开放性的文本意义对李安思考过程和观众接受过程的影响。

广西民族大学的杨学明教授与贺州学院的郭辰峰学者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参阅官兵踢正步照片体现的工匠精神为报告的切入点，从纪录片《大国工匠》的主题和人物的故事化入手，对主题提炼的故事化和人物形态的故事化进行分析研究，对《大国工匠》叙事方式的故事化和故事化在视听语言中的具体呈现等成功要素等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论证。在报告的最后，他们也提出了一点建议：故事化叙事的主体应该更加大众化，其中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才能进行更加大众化的传承。

辽宁大学的任艳学者在发言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张猛电影中的刻意回避社会意义是否可行？其中不追求激烈的冲突，只依靠情绪拖动叙事是否适应当下市场？整个电影是否有深层的意义建构？通过对张猛电影的研究，展现了她对节制化的情感、从个体角度切入的现实主义和过度诗意化叙事这三者的批判性思考。

广西艺术学院的黄瑛学者以影片《丹行线》为例，详细讲解了其中的微纪录片创作手法以及主观视角的叙事方式。她提出，影片中所运用的日记体的叙事方式，更加有利于激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为跨文化影像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

安徽师范大学的卞祥彬学者从《哪啊哪啊神去村》中探寻生态电影的叙事机制与文化认同。他详细剖析了电影中细节的含义，并提倡抛弃日本电影关于国界的限制，探讨东方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淮阴师范学院的曹静宜学者通过对《千与千寻》与《大鱼海棠》的对比分析，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生活哲理和情节暗示，同时也比较了两部作品在风格、手法、主题上存在的差异。

上海师范大学的张隽隽学者通过展示影片《我们夫妇之间》的命运，向与会学者们讲述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中国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之后，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压抑和对启蒙话语的全面反拨。

浙江传媒学院的诸葛达维学者以海德格尔存在论为视角，对《哪吒之魔童降世》表达的人生在世存在的意义进行分析。他从本真与非本真的存在的角度出发，阐释《哪吒》表达的破除成见、扭转命运、自我成长的主题。

针对每一位发言人的报告，张智华教授和刘永宁教授分别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张智华教授认为陈旭光教授对于中国电影观念变革的介绍恰到好处，对其提出的“电影工业美学”的概念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认为该观点很深刻很有启发性；对于李勇教授和姜鹏博士对于李安“父子三部曲”的解析，张智华提出了一点建议，要更加深入地探究李安电影采用时空并置、话语杂交表现方式的原因；对于《大国工匠》的故事化叙事，张智华教授建议可以进一步挖掘其中的细节，以进行多样化的呈现；对于任艳教授关于张猛电影的报告,张智华教授表示，张猛电影代表作《钢的琴》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中个体和社会问题建设比较深刻。

刘永宁教授对黄瑛学者关于影片《丹行线》的细致阐述加以赞扬，同时也指出该论文的瑕疵，应找到该影片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创新之处;对于曹静宜学者关于中日两部动画的对比，刘永宁教授指出他应增强论文的学理性，不要留下问题；对于张隽隽学者的报告，刘永宁教授认为了解作品的历史背景也是极为重要的，应引起重视；对于诸葛达维学者的报告，刘永宁教授提议应强化 “存在”的“在”的探索，并且强调理论使用的准确性。

与会学者们从人文的深层意义上进行了精彩的发言，体现了学会的学理性。学者们踊跃交流，收获甚多，现场学术氛围浓厚。论坛结束后，现场学者们进行了合影留念。

（司凡凡 摄）